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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追】董仲舒从《春秋》中体会出了什么?仁义之法是什么?

作者:  时间:2022-01-03 15:01:16来源:寿光在线  阅读:115 

  董仲舒,西汉哲学家,他提出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,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,对后世的影响长达两千多年。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,一起来看看吧!

  儒家思想,以孔子、孟子为代表,故称“孔孟之道,以仁、义为其中心内容,又称仁义之道”。仁义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。仁,从人从二,说明有两个人オ有仁这种关系。这种关系原来专指血缘关系,所以叫做“亲亲为仁”。对自的亲属亲近,就是高尚的道德。根据这种观念,西周初年就将土地划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块,分给姬姓亲属去统治,建立了封疆裂土,众建诸侯的一种“封建”制度。只有少数土地分给功臣和圣王后代

  仁义之法

  亲属中主要的有父母兄弟,对父母是孝,对兄是悌。所以,孝悌则是最根本的美德。《论语学而篇》载有若的话:“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也与。”正是反映了这种观念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仁,亲也。”也是这个意思。《孟子告子下》也有“亲亲,仁也。”的说法。这是从西周以来的传统说法,也是反映当时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。

  重视亲属,称之为“仁”,“仁”因此成为高尚道德的名称。春秋时代,时局有了很大变化,各诸侯之间战争、结盟、吞并兴衰存亡的事件不断发生。有些人把保存诸侯国、振兴诸侯国,作为奋斗的最高的目标,于是,为国、利国,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最高尚的道德。齐桓公兄弟残杀,管仲背主事敌,虽然都违背了亲亲的原则,但能振兴齐国,成为春秋一霸,为后人歌颂。

  孔子对管仲的功业就很赞赏。他说:“桓公九合诸,不以兵车,管之力也!”又说:“管仲相桓公,诸候,一天下。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管仲帮助齐桓公振兴齐国,匡正天下,人民到现在还享受他们功业的恩赐。如果没有管仲,我们可能还过着夷狄那样野蛮的生活,披头散发,衣襟还向左边开。

  鉴于当时战乱时代,为了不被奴役,就要以国家的名义来团结国民。有识之士提出,高尚美德(仁)有两种:“为仁者爱亲之谓仁,为国者利国之谓仁。”一种是传统的道德,爱亲,即亲亲;一种是新的道德,利国。国家有三宝: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土地是死的,需要人民耕种、保卫。人民是三宝中最宝贵的一宝。为国,就要保护人民。“保民而王;莫之能御也。”能保护人民的人就可以为国王,谁也挡不住。在这种意义上,可以说“仁者无敌”。

  从西周亲亲为仁,到孟子的保民为仁,中间孔子起了转折的作用。孔子一方面按传统观念讲亲亲,一方面讲“仁者爱人”。亲亲即爱亲。从爱亲到爱人,是爱的推广过程。墨子所谓“兼爱”,孟子所谓“推恩”,都是这一思想的发挥和发展。《礼运》中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大同思想则是这种爱人思想发展到了极高的境界。它与资产阶级的“博爱”号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,都有相通之处。

  董仲舒继承儒家仁的思想,仁是爱人,不是爱自己。所爱的人与自己有亲近的血缘关系,推广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那里去,再推到外国、四夷那里去。他认为:“推恩者,远之而大”,“王者爱及四夷”。爱,推广到越远越伟大。王者要将爱推广到天下的各个边远的地方去。“远而愈贤”是董仲舒讲“仁”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  予董仲舒讲“仁”,讲“爱人”,并不是用同样的爱心爱全天下的一切人。爱是有区别的。孔子的爱人有亲疏远近的区别,孟子也有明确的区别:“君子之于物也,爱之而弗仁。于民也,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。”“仁者无不爱也,急亲贤之为务。”“尧舜之仁,不遍爱人,急亲贤也。”在孟子的思想中,爱物、仁民、亲亲是三个等级。圣人虽然爱所有的人,但是最急需爱的是“亲”和“贤”。急于爱贤,是孟子的新见,反映了战国时代争夺人的现实。

  在“亲”和“贤”的关系上,董仲舒提出:“德等也则先亲亲”。道德不同,“皆以德序”,都按道德的高低来排顺序。道德相等的情况下,先照顾自己的亲属。同样是亲属的情况下,以贤者为先。所以,“周之子孙,其亲等也,而文王最先。如果没有突出贤者,“亲等从近者始”,从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开始。

  很显然,董仲舒既继承传统的宗法思想又继承了孟子的急亲贤的思想。同样是亲属,以近的、贤的为先,同样是贤者,以亲者为先。没有亲缘关系的,都按道德排顺序。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代,至今仍被中国多数人所认可。例如招工,技术相同的情况下,招了有亲属关系的人,群众没有意见。又如提拔干部,能力和道德相等的人,先提有亲属关系的人。群众激烈反对的是:招了技术低的亲属,而技术高的人落选。德才兼备的人被排挤,而缺德少才的亲属受到提拔重用。

  以仁安人,以义正我

  义,本来意义很复杂。在儒家的思想中,义是合理的行为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规范。儒家讲义,就是要求人们都按义的原则处事,待人接物。,孔子重仁,墨子贵义,孟子并提仁义,而实际上,仁义是一对矛盾。这一点很早就有人发现了。《礼记表记》中说:“厚于仁者薄于义,亲而不尊;厚于义者薄于仁,尊而不亲。”这两句话要深入思考才能体会出意思来。如果举一些例子,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。“仁之实,事亲是也。”义是强调尊卑长幼贵之类的等级差别关系的。

  厚指重视,薄指轻视。重视仁而轻视义,关系亲近、亲呢,但失去尊严。重视义而轻视仁,尊严是有了,但别人党得可敬而不可亲。例如有的人在处理上下级间的关系上比较随便,要求不严格,首长没有尊严,氛围也缺乏严肃性,如西汉李广带兵。同时代的程不识不是这样,他要求严格,纪律严明,“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,士吏治军簿至明”。队伍组织好,行动整齐,有人轮流值班,军吏认真详细记录部队重要情况及赏罚问题。

  可以说,李广是“亲而不尊”的典型,程不识是“尊而不亲”的楷模。士兵“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”,说明士兵喜欢“亲而不尊”的首领将军。李广后因耻对刀笔吏而自杀,终生难封。而程不识升为太中大夫。可见,朝廷重用在群众中属“尊而不亲”的将领。这个例子说明仁义是矛盾的,但又是互补的。李广治军简易,时有不可行。程不识治军繁琐,严肃有余,活泼不足,紧张太过,亲密不够。长此以往,部队的战斗力会受到削弱,而士兵的创造性、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。

  董仲舒对仁义的对立作出新的解释,他说:“以仁安人,以义正我。”他认为,仁是指爱别人,义是指纠正自己。他说“仁之法,在爱人,不在爱我;义之法,在正我,不在正人。这就是他的仁义法,是对儒家仁义思想的发展。后人对这种发展的意义认识不足,有的说他在训诂上闹了大笑话,有的以为他歪曲儒家思想。实际上,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训诂上,他都是有根据的,真正坚持了儒家的基本原则。后人的批评多属研究偏颇而产生的误解。

  首先,董仲舒讲仁在爱人不在爱我,完全符合儒家思想。他说:“人不被其爱,虽厚自爱,不予为仁。”只爱自己,不爱別人,任何儒家都不会承认他是仁者。例如,春秋时代有一个晋灵公,他让诸位大夫去拜见他,他在台上却用弹丸弹射他们,使他们东躲西藏地逃避,出现许多狼狈相,晋灵公因此很开心。这是以作弄别人来取乐的恶作剧,是不爱别人、只爱自己的独夫,算不得仁者。

  另一次,晋灵公要吃熊掌,叫一个膳宰(炊事员)给他煮熊掌。熊掌难熟,而晋灵公馋得很,等不及,就把未熟的熊掌拿出来吃。不好吃,不怨自己心急,却把膳宰杀了。董仲舒说:“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,弹大夫以其意,非不厚自爱也。然而不得为淑人者,不爱人也。……不爱奚足谓仁?”不爱别人,连淑人都不够格,还怎么称得上仁人。淑人指好心善良的人。

  其次,董仲舒讲义在正我,也完全有训诂上的根据。墨子讲:“义者,正也。”儒家也有这种说法,如说“仁以受之,义以正之,如此则民治行矣。”这就是说,训义为正,是有道理的。训义为我,也有道理。从字形上说,繁体“義”,下有“我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将义字列在“我”部。另外,义和我,古音都读作“俄”,可以相通。“训话之旨,本于声音。”义训为我,实为达诂,哪有什么不妥呢?汉字三要素:形、音、义。两字如果在形音两方面都有相同者,那么,“其义多可相训”。

  总之,从汉字训诂上说,董仲舒训义为正、为我、为宜,都是有根据的,所以他说的“义者,谓宜在我者。”“言义者,合我与宜以为一言”“义之为言,我也。”“以义正我”,“义者,我也。”“义之法,在正我。”都没有在训诂上闹笑话。

  儒家本义

  清朝乾隆五十年,皇帝命令卢文弨为科举考试出题,卢文弨取董仲舒的话“以仁安人,以义正我”命题,让全国赴京参加考试的举人去作八股文。如果“以义正我”在训上闹了大笑话,那么,这一场考试就是考官和全体考生一起闹了全国性的大笑话。

  从思想上说,董仲舒“正我”也完全符合儒家本义。儒家强调修身正,则是一贯思想,也是一大特点。孔子说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孟子比作射箭。他说:“射者正己而后发,发而不中,不怨胜己者,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对己严格要求,对别人宽厚以待。孔子的“正身”、孟子的“正”,董仲舒的“正我”,思想完全一致。董仲舒还说:“夫我无之,求诸人;我有之,而诽诸人。人之所不能受也,其理逆矣,何可谓义?”我做不到的事情,却要求别人做到。我有的缺点、错误,而又批评别人这些缺点、错误。别人不能接受这类要求和批评,就由于这是违背道理的。

  打铁就要本身硬。自己不清廉,却要求下属廉洁,谁肯听他的。自已贪污受贿,却要下属不要贪污受贿,下属也不会听话。自己说一套,做又是一套,怎能要求别人言行一致呢?这些都可以作为“义在正我”的注解董仲舒对儒家的仁义作为“爱人”和“正我”的注释,符合儒家的思想。而曲解儒家的仁义,也确有人在他不是董仲舒而是另有其人。董仲舒讲了这么一个故事:

  (营荡)为齐司寇。大公封于齐,问焉以治国之要,营荡对日:“任仁义而已。”太公日:“任仁义奈何?营对日:“仁者爱人,义者尊老。”太公日:“爱人尊老,奈何?”营荡对日:“爱人者,有子不食其カ;尊老者,妻长而夫拜之。”太公日:“寡人欲以仁义治齐,今子以仁义乱齐,寡人立而诛之,以定齐国。”

  营荡任齐国的司寇。司寇是主管刑法和监狱的官。姜太受封齐国。他到了齐国,就问如何治国的要领。营荡回答“任用仁义就是了。”任用仁义,是人们的共识,无可非议。但是,姜太公不放心,又进一步问道:“你是如何任用仁义的?”营荡回答:“仁,就是爱人;义,就是尊敬老人。”姜太公又问:“你如何爱人?如何尊敬老人?”营荡回答:“爱人,就是有了儿子不要他参加劳动,用丰厚的物品供养着他,他不必自食其力。尊敬老人,就是说如果妻子岁数大,丈夫要向她跪拜。”姜太公打破砂锅问到底,终于发现营荡严重歪曲了仁义思想。他说:“我要求用仁义来治理齐国,现在你却用仁义搅乱齐国,我必须立即把你杀了,才能使齐国安定。”

  姜太公封于齐国,他到齐国以后,确实杀过人。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》记载:齐国东边的海岛上居住着狂谲、华士兄弟俩,他们立志不当官,不与诸侯来往,自己种地吃粮,挖井饮水,百事不求人,不想出名,不当官不受禄,靠自己劳动而生活。姜太公到了营丘,听说有这么两个不肯受禄的人,就派人去把他们抓来杀了。理由是他们俩不肯当官,我没法任用他们。他们自食其力,我没法用赏罚来劝禁他们。如果齐国人都像他们那样,那我还当什么国君?都没有人听我的话。也像匹不能骑的马,不听使唤,留着又有什么用呢?所以就必须除掉。

  《淮南鸿烈人间篇》和《荀子宥坐》、《孔子家语始诛》都与此说法相近。《荀子》和《孔子家语》都说:“太公诛华士。”而《淮南鸿烈》说:“狂谲不受禄而诛。”董仲舒所说太公诛营荡,不见于其他古籍。狂谲、华士是隐居者,而与任司寇的营荡也不相同。关于仁义一词,梁启超说:“仁义对举始自孟子。”实际上墨子已有“仁义”对举的用法。但在西周初年,仁义的对举和诠释,是否都已如此明确,值得怀疑。

 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战国时代道家、法家之类学者编出来批评曲解儒学原意的儒者信徒的。因此,太公诛营荡,未必真有其事。如果战国秦汉时代出现这么个故事,也像政治谣言那样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动向。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新旧观念之争。

  营荡讲仁者爱人,爱的只是自己的儿子,爱的办法却是溺爱,让他自己不劳动,靠别人养活,当吸血鬼。他所谓义者尊老,尊的只是自己年老的妻子,尊的方式却是跪拜而已。而且在男尊女卑的时代,夫为妻纲,夫要是跪拜妻子,就乱了纲常,破坏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秩序。所以太公说他:“以仁义乱齐。”在营荡的心目中,仁义还是以亲亲为原则。这是传统的旧观念。

  结语

  太公诛营荡,就是冲破亲亲为大的旧观念。董仲舒讲述了这个故事,却是强调对仁义要有正确的理解。正确的理解就是:;义之法,在正我,不在正人。这就是董仲舒从《春秋》中体会出的仁义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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